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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早期的宪法文化

发布时间:2017-05-15 网站纠错

  近代中国的宪法概念与宪法文化主要来自西方,与西方宪法概念、宪法文化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。鸦片战争后,中国知识分子置于中国社会背景下进行了某种改制,之后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宪政思想和追求宪政的实践。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近代中国宪法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性质。主要不是表现为法制文明的进程,而是中国有着自己的宪法价值追求。
  1885年中法战争后,王韬、郑观应,从国家富强的目标着眼,论证了西方议会对中国国家富强的用途、价值。王韬说:“试观泰西各国......类皆军民一心,无论政治大小,悉经议院妥酌,然后举行......中国则不然,民之所欲,上未必从而与之民;民之所恶,上未必密察之而勿施之也。”在中国这样一个奉行专制的国家,从什么角度去接受西方价值,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创了“宪政-富强”的理论模式,使中国宪政追求不同于西方。
 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,“戊戌变法”后有了康、梁等人立宪改制的主张。提出了新概念--民权。这样,议院发展为内含民权追求的民主机构。戊戌变法期间,康有为明确提出“开制度局以定宪法”,首先使用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概念,并在“百日维新”中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试验,虽败,但却提供了最初的经验、教训。
  1.晚清的立宪活动与第一个宪法文件。
  1908年8月,清庭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了《钦定宪法大纲》。其正文计有14项均为“君上大权”,主要内容为:“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,永永尊戴”;“君上神圣尊严,不可侵犯”;清帝享有颁布法律及发交议案、召集、开团、停展及解散议院、设官制禄及黜涉百司官吏、统帅军队、宣战、媾和、订购、派遣与任受使臣、宣告戒严、总揽司法等大权。至于“臣民权利义务(9条),仅以附录的形式予以规定,其内容不外乎言论、著作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呈诉自由和当兵、纳税、守法等义务。
  因此,可以说《钦定宪法大纲》仅是以根本法的形式使君权合宪化,以便巩固封建专制统治。但是,它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君主的权力范围,拟议设定议院以牵制王权,赋予臣民以基本权利和自由,这样就使其略具近代宪法的色彩。
  2.近代中国的民主共和。
 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不满足康、梁名义上保留皇帝的立宪主张,而是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共和主义的民主政府。在孙中山的思想中,虽仍以追求西方民主制为目的,但对民权的落实、国家权力的配置、自制与联邦等问题,都给予了极大关注。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民权和宪法,同样是由于它能与国家的富强目标联系起来。
  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是孙中山“五权宪法”思想的体现,其规定了“中华民国之主权,属于国民全体”等“主权在民”原则,规定了中华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并根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,用专章规定了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,并在附则中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。
  可以说《临时约法》确立了主权在民、人人平等、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原则,树立了民主的宪法文化。但它仅存在1年多,就被袁世凯反动派所撕毁了。
  3.近代中国军阀政府的立宪。 
  1911年不彻底的共和革命的一个副产品,便是中国近代军阀主义的兴起。军政的权力控制是军事性而非制度性的。这一现状的体现,便是北洋军阀先后颁布的几部宪法性文件。如:《中华民国约法》便彻底否定了民主共和制度,相反确认了封建军阀专制。
  北伐战争胜利后,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,也通过立宪活动而先后颁布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》、《五五宪草》、《中华民国宪法》等宪法性文件,以维护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统治。
  综上所述,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分别以突出君上大权、民主共和、军阀特权为取向的各不相同的宪法,但其宪法文化主流仍然是以追求国富、民强,而把民主、人权降到次席的“富强宪法”文化。 (来源:节选自易国清《中国和西方宪法文化之比较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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